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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聊一个能帮助理解巴菲特早期投资边界的案例:Marshall-Wells。
Marshall-Wells 证明了格雷厄姆式低估值投资能保住下行风险,但这只是投资的第一步。
获得投资收益的第二步,往往需要来自第二层的催化:竞争优势、资本配置、商业模式改善,或者控制权变化。
这笔投资发生在巴菲特还在哥大读书期间。
而且为了去参加 Marshall-Wells 的股东大会,他还专门问了老师 David Dodd 能不能逃一节课。Dodd 同意后,他才去的。
Marshall-Wells 当年看起来便宜得离谱:
EV/EBIT 非常低。考虑到它的存货主要是五金、工具、家用品这些不易腐坏、过时风险相对较低的东西,所以账面资产打折这件事没那么吓人。
而且这个公司历史上其实是优等生:它在战前到战后的多年里,收入和利润总体是增长的,而且多年保持盈利。
这里很有意思,巴菲特很快意识到,只通过财务报表了解一家公司是片面的。
巴菲特去参加股东大会后,发现管理层对股东大会的态度非常敷衍,像是在完成法律手续,缺乏真正对股东负责的意识。这让年轻的巴菲特很反感。
再加上他后来也找到了别的机会,于是这笔投资很快退出,账面上几乎没赚到什么,甚至接近小亏。
现实世界里,公司的衰落往往是悄无声息的。即使是巴菲特,当时也没有很快察觉,还以为公司会很快回弹。Marshall-Wells 当时的情况大致是:
加上巴菲特当时并没有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。当时他还是个学生,就算想介入,大概也无能为力。所以单纯期待被低估的股价能够很快回到公允价值,也并不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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